上周去了特区东北角的梧桐山，领略了自然风光，这周仍然不甘寂寞，去完成了迟到的追思。
赤湾港区，位于特区西南角，面对伶仃洋，背倚小南山，七百二十七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决定中华帝国命运的海战——文明的赵宋帝国和已经席卷欧亚的蒙古蛮族的大决战。
战争的结局是没有悬念的，因为到这一年，也就是祥兴二年，宋军已经是世界上抵御野蛮的蒙古人最久的军队，四十多年的战事的结果，是抗击蒙古人最激烈也最成功——打死了蒙古人的王——蒙哥汗的四川军民，历史上第一次被几乎种族灭绝，四百年后是第二次，又三百年后，险些又成为中华沦亡的见证；是宋末三杰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的壮烈和少帝的殉国——他没有重蹈靖康之耻的覆辙，却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不到我的年龄一半的时光。
崖山之后，已无中华。
文丞相下面这首诗，知之者感同身受者不如《过伶仃洋》者众，但的的确确为一个帝国（不只是宋王朝）写下了挽歌——
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
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
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
兵家胜负常不一，纷纷干戈何时毕。
必有天吏将明威，不嗜杀人能一之。
我生之初尚无疚，我生之後遭阳九。
厥角稽首并二州，正气扫地山河羞。
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
间关归国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当。
出师三年劳且苦，只尺长安不得睹。
非无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为人擒。
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奋搏。
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
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
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气欲黄河吞。
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
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
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
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
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时光流转，崖山一战，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殉国，十万宋军无一投降，我中华儿女的血气，在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之时，写就了五千年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章。历朝历代，力战不降，一死殉难的精神气节，绝对绝对比辫子戏里那些奴才们更能代表中华的龙魂，而这样的过去，如果不能让一个民族在现在和未来永久铭记，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错误。
西元十三世纪，世界最黑暗的时代，中国人的血染红了伶仃洋，据说少帝之所以葬在这里，有很多种传说。但当辛亥年重修少帝陵的时候，民国的建立，是让那些数百年来为了保住中国人的尊严而流亡海外的游子们看到中华重光的希望，而那个承载了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小孩赵昺，安息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应该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伶仃洋。
赤湾港区坐山望海，风水自是不错，在现代人的眼里，远离都市的喧嚣，不失为一处安居乐业的好地方。来到这里颇费周折，但走在有着东南亚风情的街道上，穿过紫荆花树覆盖的山麓中的少帝路，经人指点，终于来到没有亭台楼阁，只是一处可以望到伶仃洋的小园，比起很多气派的墓园，自是少却几分雍容，但石牌上分明写着“宋少帝陵”——两广境内唯一一座皇陵。
石牌对着的便是“陆秀夫负帝殉海像”，将军怒目圆睁，背负的黄袍在身的小孩子，也许根本不知道三百多年前，他的祖宗，竟是欺负一个六岁的小孩子才得以黄袍加身的；他也不知道，这一殉，殉了中华历史最繁荣发达的三百年，殉了中华历史文明五千年；他还是不知道，如果他苟且偷生于乱世，会看到多少野蛮的暴行强加在中国人身上，诸如初夜权到种族歧视等等非人道非文明的制度；也许他会奇迹般的活到一百岁，能够看到中国人对野蛮人进行的野蛮报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别信金庸的，宋朝的时候人性怎会如此卑劣？
青松翠柏之间，大宋祥庆少帝之墓赫然入目，来到这里焚香叩拜的不过是远近的民众，也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小孩子对中华的意义和担当，也许这样“袖珍的”墓园，才适合他永安吧，那又是否会觉得孤单呢？
墓园香火不断，左近立着一块石碑，上书：“宋帝昺陵墓碑记”，少帝早夭，兼之亡国之君，本无谥，就算欲加之谥，况也逃不脱隋炀崇祯之名，何苦非要给他贴上个记号呢，赵昺，他的生命如同一颗流星，只在天空中闪现了一刹那，却因这一场终结中华文明的灾祸，被人们纪念到了今天。
再细看碑记，碑记中除提及赵氏后人外，赫然显出我的一位同族先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讳承祚署陈，也就是纂写碑文的意思。此老在史界闻名遐迩，研究我之先人创用之甲骨金文为翘楚，前日在书店看到承祚先生的文集，高深莫测，或能及泰斗陈寅恪老几许。今日在此得见其作，冥冥中自有天意安排。
此时，我想起了那首令人刻骨铭心的《墓畔哀歌》，便用最后一段作为结尾吧。
垒垒荒冢上，火光熊熊，纸灰缭绕，清明到了。这是碧草绿水的春郊。墓畔有白发老翁，有红颜年少，向这一杯黄土致不尽的怀忆和哀悼，云天苍茫处我将魂招；白杨萧条，暮鸦声声，怕孤魂归路迢迢。
逝去了，欢乐的好梦，不能随墓草而复生，明朝此日，谁知天涯何处寄此身？叹漂泊我已如落花浮萍，且高歌，且痛饮，拼一醉烧熄此心头余情。
我爱，这一杯苦酒细细斟，邀残月与孤星和泪共饮，不管黄昏，不论夜深，醉卧在你墓碑傍，任霜露侵凌吧！我再不醒。
国难家亡，我想石小姐也明白高君之宏愿吧。不知何时能重游陶然亭，见证那一段传奇爱恋。
附：崖山之后，已无中华
宋祥兴二年，公元一二七九年二月初六，干支己卯年，一个令华夏无比悲哀的日子来临了，这一天华夏第一次被彻底灭国。
宋蒙（元）战争从公元一二三五年全面爆发，至一二七九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纪， 它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最为棘手的一场战争。据史料记载，公元一二七九年二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广东省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二十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五十余万，动用战船二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十万，并给南宋王朝划上了句号。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九岁的少帝投海而死，许多忠臣追随其后，达十多万人之多。古典意义上的中国，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从此不复存在，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一首诗歌可以表达我们对凄然收场的宋王朝的怀念：
伤心欲写崖山事，惟看东流去不回。
草木暗随忠魄吊，江淮长为节臣哀！
精神贯日华夷见，气脉连霜天地开。
耿耿中华何处是？英灵抱帝海涛隈。
赵宋王朝之前世今生
若拿起一幅“清明上河图”细细揣摩，则不得不感叹，赵宋确实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汴梁固然是清平的花花世界，便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也引来了强盗的觊觎。柳永的一曲小调夸夸杭州的“重湖叠崦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就让完颜亮立志“立马吴山第一峰”。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这是陈寅恪的话。李约瑟：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谢和耐（Jacque Gernet）：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既然这是文艺复兴，那么这样的复兴为什么在后来终止了呢？为什么没有如欧洲发生的那样走上持续复兴道路并进而走向新兴资本主义道路？历史在我眼前渐渐模糊，仿佛永远也看不清他的真正面目。一声叹息。
赵匡胤向后周的孤儿寡妇下手篡夺江山的时候，绝对想到了他的子孙也会面临这种局面的可能性，因而在制度上做出了种种安排，以防止体制内异己力量的崛起。赵匡胤采取了种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概括言之无非崇文抑武。其军事机构叠床架屋，一二年内驻外军队即换防，其领军将领亦定期更换，使“兵无长帅，帅无长师”，然而却生了另外一个弊端，即“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埋下日后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迭遭失败之伏笔：文官领军，文人固然少有倚兵自重之心，但是在周边群狼环伺的情况下，仍然不敢重用武将，则是自寻死路。有宋一代，作为武人，其境遇是比较凄惨的，上头猜忌不说，民间也渐生鄙视之心，“好男不当兵”的俗语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可能是成熟文明的通病吧，社会精英都聚集到文人那边去了，从事文学、历史、科技或者官员的工作的人的待遇和前途要远远好过于做一个职业军人。如果宋人了解今日执政集团的文宣手段，他们一定可以鼓起更大的声浪大肆宣传“十三年来的成就无与伦比，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云云。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光辉灿烂的时代， 诸如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机械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也发展到新的高度。当时涌现出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画家和诗人。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太平御览》和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书”。公元一零七八——一零八五年，宋朝的《埤雅》中，对二六五种动植物作了解释（陆佃）。公元一一六三年，中国宋朝已开始金鱼家化的遗传研究。公元十三世纪，宋朝发表《洗冤录》，内容是尸体检验的各种方法，对于普通的城市小市民而言，宋朝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一座汴梁城中，处处皆是“情调”。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南宋国内贸易比较发达。南宋政府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东亚。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六三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而宋朝的土地政策亦加速了这一进程，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抑商的朝代，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宋的农业在宋金并立时期已经非常发达，南方的水利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南宋时，植棉区已不限于两广和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无论在官田上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
宋代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对外贸易。最初指定以广州、明州、杭州为外国贸易港，并在这些港口设置“市舶司”，处理征税与管理对外贸易的一切事务。宋代对外贸易输出中，最大宗的是陶瓷器，南宋龙泉青瓷器的烧制技术，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期。龙泉的青瓷大都在泉州出口，由中国或外国商船运输到海外去。
宋朝发达的经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因发达的经济而产生的新阶层和新思想，都在预示着质变将要到来。中国将向一个新的高度跨越。但这个高度不一定就是欧洲的资本主义，但应该更合适中国。虽然，不如西欧那样因邦国林立的竞争带来的所谓的公民社会，以及罗马法的立法的精神，但是宋王朝的市民社会确实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发达的阶段。
然而以上种种在游牧的蒙元入侵后被完全毁坏，这个可怜的处于中国式封建文明的最高阶段的社会的发展嘎然而止，蒙古人的来到，杀死了一半的中国人，剩下的另一半为他们种地、做工、提供奢侈品，处于种族隔离的藩篱之下，成为蒙元帝国治下最下等的一类人。帝国的统治阶层在九十五年的统治中，基本上没有接受汉文化，帝国上层的官方语言不是汉语，帝国上层内部对于大量接受汉族中国人进入政府的前景显然是恐惧的，所以后来又取消了这种中国式的文官选拔制度。
帝国对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始终是持怀疑、排斥的态度，除了提供粮食和其它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所必须的生活用品以及提供赋税，似乎蒙元帝国的蒙古统治者无法发现汉人的其它价值。而且热爱自由的中国人的反抗也是此起彼伏。所以蒙古人抑止不住喜欢杀人的野蛮本性，定期屠戮中国人。在海边，蒙元军队把一队队百姓定期扔到海里喂鱼；在内陆地区，蒙元在各个路口设卡、盘查百姓，发现所谓“赵、张、王、李、刘”五大姓汉人就拖到一边杀了。这种酷政只是在担心激起更大民变的情况下才被取消。这方面的不良记录可以一直追溯到蒙元开国时，就有蒙古统治者提出杀光汉人的对策，只是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的委婉劝说下才停止这个动议。而耶律楚材只能使用这样的理由：试问杀光所有的汉人，谁来为我们种地？我们向谁收税？
蒙古人两手空空来到中国，将中国人民作为他们的电池，寄生在中国土地。虽然蒙古人最后两手空空回到草原故地，但他们已经骑在华夏人民头上残酷杀戮和作威作福百年。今天的许多中国人还以蒙元为荣，这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当年那些被奴役屠杀的人们是无法理解他们的后代为什么会如此“宽容”亦或下贱的。
蒙元帝国之前世今生
在中国唐宋社会日新月异地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也发生了变化。北方草原被讲突厥语的突厥民族控制，在经过唐代的沉重打击后，回纥部落奋起赶走了突厥在蒙古高原的统治，成为草原的霸主。不久讲突厥语的黄种人部落吉尔吉斯和回纥结仇，用重兵击败了回纥政权。于是大量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语民族，先后迁移到出现权力真空的蒙古高原，从此成蒙古语部落游牧和争斗的地方。回纥所征服的西域民族，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回纥征服者被当地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吸引，接受了当地的文明管理方式，不再以游牧和掠夺为生存手段。契丹政权曾邀请回纥回到蒙古草原，但是回纥人已经乐不思蜀了，他们扮演了各游牧民族在文明地区内应的角色。从此以后，草原游牧民族不仅仅可以向汉民族学习和掌握新的武器技术，而且可以从西域学习和掌握汉民族没有的武器技术，削弱了汉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武器优势。为中国后来的空前绝后的灾难，埋下了不幸的伏笔。这在有关成吉思汗祖先事迹的记载中有充分的描述。
草原地区只能依靠古老的游牧手段生存，常常没有温饱。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老幼病残遭到遗弃成为家常便饭。在当时的草原社会，可以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种人。蒙古语里平民这一词的本意是黑头发，很可能是从华夏迁移过去的黄种人，他们从事游牧和简单的生产活动。贵族实际上就是草原的暴力掠夺和压迫者。有迹象表明，起初这些贵族可能是身高马大、身体强壮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成吉思汗的部落名字迄颜在蒙古语里的本意就是蓝眼睛），生存主要依靠暴力掠夺他人财富、绑架他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具备文明社会的尊严意识，除了屠杀和被屠杀、奴役和被奴役以外，他们没有其它的生存方式可供选择。由于草原社会持续不断的自相残杀，人口的成活率很低。而每个部落人口的多少，是部落能否在残酷环境下生存下去的关键。游牧民族经常从文明地区掠夺妇女和儿童，作为他们的人口来源补偿，补偿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这种屠杀和掠夺使得蒙古草原地区原来的白种贵族渐渐消失，奴隶主被黄种人代替。蒙古高原地区是世界上产马最多的地区，游牧民族这种为争夺食物斗争的行为代代相传，到了铁木真这代也不例外。
成吉思汗三世祖先拿不勒已经称汗，地位非常高，部众很多，可亲属照样食物不充足。成吉思汗等蒙古贵族，把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作为生活的准则。在他们那里，很少有人类常有的同情心，他们是相互的猎物。杀一个人比杀一头羊要容易的多。当对手强大时，如果不能杀掉对手，就用最谦卑顺服态度巴结，骗取对方的信任，然后找机会在干掉他们。在他们眼里恩将仇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用来教育后代的各种事迹，无一不是欺骗和暴力屠杀的组合。这实际上就是成吉思汗白手起家，从一个白丁开始巴结权贵，到借用汉族物质资源称王称霸，最后侵入文明地区，屠杀奴役世界各国人民凶手的诀窍。当然，有些人把这当成是优秀的战略战术手段，以及是有雄心壮志的表现，我觉得这是他们尚未能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志。
铁木真本是蒙古贵族后代，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使他学会见风使舵的手段。铁木真第一次玩恩将仇报的游戏，是从扎木合处纠集一些部下劫走扎木合的奴隶，背叛了扎木合，建立自己的势力，在王汗的鼓励下称汗，并因争夺马匹杀死了扎木合的弟弟。扎木合因此组织了大军征讨，铁木真惨败而逃，投奔到自己的养父王汗手下当一个打手，默默无闻地干了二十多年。不过，同为蒙古贵族后代的扎木合，并不比铁木真更文明，他将被俘的铁木真的部下，大肆用锅烹死就是明证。在服侍王汗期间，铁木真一方面成为王汗的得力助手，一方面小心翼翼利用王汗的权势，暗中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可以从古代惯例知道，中原政权为了国防，在这种情况下向成吉思汗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成为他发家的资本。同时，铁木真结识了一些金朝的官员为内应，从他们那里知道，女真政权腐败堕落，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中原获得物质和武器的支持，为称霸做好了准备。在金政权利用中原占绝对优势的武器和物质优势，击败了鞑靼部落以后，王汗和铁木真找机会落井下石，从背后袭击鞑靼残余，彻底地消灭了鞑靼部落。蒙古部按照惯例对鞑靼民族实行了种族灭绝，把所有超过车轮高的男子杀掉（后来他们在中原也执行了同样的政策），女子则被分配给众人成为性奴隶（后来他们在中原也执行了同样的政策）。此时，王汗老迈，继承权力成为问题。铁木真试图以乾儿子的身份抢夺王汗权力，和王汗之子发生冲突。王汗站在他亲子一边，造成了双方分裂。铁木真被王汗和其子追杀，完全失去了草原称霸的实力。铁木真被王汗击败逃走一年以后，忽然有众多的兵源财产。我们可以推测，很可能他自己也去过中原，晋见金政府官员，商讨如何对付他以前的干爹王汗。在此时，王汗在草原称霸，不可一世。他和金政府反目成仇，率领重兵进攻金朝边界，被当时还很强大的金朝打击，惨败而归。此时，成吉思汗在背后突袭克烈，杀死了王汗和他的儿子，掌握了王汗的全部人马，成为草原最大的军阀。紧接著，成吉思汗利用金朝物质支持，消灭了乃蛮和扎木合的势力，得到了回纥的归顺，并突袭和灭亡了喀喇契丹（即西辽）。
铁木真拆散被征服的部落，分给自己的亲信做奴隶，并自称成吉思合汗，建立了一个统一而可怕的蒙古帝国。这种游牧民族联合的巨大规模空前绝后。游牧民族素有大量的马匹，移动和集结都比对手迅速，而且侦察地形和对方虚实都强于对手，可以找到对方兵力单薄之处，就可以以多击少，对手强大（往往是步兵集结数量多），他们可以依靠马匹逃出对手的打击范围，把伤亡减低到最低程度。而他们的补给依靠是为掠夺其他民族，即使无处可抢，也可以用马奶充饥。游牧民族在对方实力比自己强大时，也是假装失败逃走，诱敌深入，把对手引到远处，再切断其后勤补给线，让对手在饥饿中丧失战斗力。而且游牧民族在不断集体围猎训练中弓马娴熟，配合默契，弓箭射程常远于未经充分训练的对手，可以在两军万箭齐发的对射中，伤敌多于己伤。但是在蒙古帝国以前，常有因部落首领爱惜部下生命而不听从统一号令发生，这无疑抵消了游牧民族的天然的军事优势。成吉思汗征服各个部落以后，不仅在联合的规模上史无前例，而且他立刻把其他部落人员拆散，按照十、百、千、万等单位重新武装起来，分给手下亲信，变成了他私人的军队（怯薛）。蒙古战士没有躲避战斗的选择，只有奋勇杀死敌人才能活命。草原民族的不事生产、专事掠夺的本性，决定了刚刚成立的蒙古帝国不可能在自己的土地安居乐业，他们像一个暂时联合起来的犯罪团伙。成吉思汗当然也深谙此理，为摆脱内心中抢劫暂时得手后对同夥内哄的恐惧，他一生中不断掠夺屠杀其它民族。企图用其它民族的苦难，避免自己的火并。
从蚌壳里吐出的海市蜃楼 是谁短暂的美梦
